第512章柏林之跪（一）

    第512章柏林之跪（一）
    「哪本书？」
    「那本出现在各国央行的《计划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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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想说我有没有受到余先生的影响，让我更直白一点，是这样吗？」三重野康选择把话挑明了说。
    记者感到很吃惊，他认为三重野康已经彻底疯狂。你作为日本的央行行长，怎么能说自己的政策制定受到了他国经济学家的影响？
    匈牙利人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曾广泛的影响了苏系国家的改革，他们用里面的理论来反思和纠正史达林模式，一大堆中国经济学家说「我是科尔奈的学生」，但他们很少承认自己的改革受到了科尔奈的影响，因为这对他们的事业和风评不利。
    中国人也不了解科尔奈，他不如凯恩斯等人那样出名。这些遗憾让科尔奈成了「无冕之王」，也让经济学家们为科尔奈感到可惜。
    但三重野康不这么认为。
    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你以为我不敢承认？我没什么不敢承认的！」
    在三重野康看来，有些话曾经不能说，现在却没什么不能说。
    这是因为余切和匈牙利人科尔奈有根本上的区别，他以极高的含金量拿到了诺贝尔奖，所有人都看到他如何受欢迎！这世界终究是个赢家的世界！提义明那个小丑在哪里？他现在还能再说什么？
    记者显然也想通了这一点：倘若三重野康承认了会怎么样？
    答案是，不会怎么样。
    去年在斯德哥尔摩大获全胜后，余切已经具备权威，这是其他余主义分子照著他学说做事的底气。
    就算我承认，你又能怎么样呢？
    果然，三重野康感受到了一种报仇雪恨的快意，他在记者还没有来得及发问时，就自问自答道，「就算是受到了他的影响又如何？难道不可以吗？你能否举出一个明显比他更值得参考的人物？」
    记者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说什么。也许是有的，但记者确实是想不起来了。
    采访效果是爆炸的，全日本哀嚎一片，千股跌停，房市跳水一般俯冲向下。
    日本的泡沫戳破其实是有二阶段的，一阶段发生在去年，使得日本经济元气大伤，二阶段就发生在现在，它抽干了全部流动性，彻底宣判了死刑到来。
    无数人抛售手中的房产，曾经全世界产值最高的都市区，房产竟然跌到了有市无价的程度。贷款上杠杆的中产者，国外的房市投资客，日本国内的大型商企————他们都平等的被加息的泥头车碾过。
    三重野康成了个半人半魔的存在，一些人说他是「恶鬼」，一些人认为他「拥有非凡的勇气」，政府内部指责他做事太过，大藏省有官员指责说，「三重野康这样做，是为了替日本央行争权夺利，他嫉妒大藏省曾经的地位。」
    三重野康满不在乎道：「打开《计划体制》通读一遍，你们就知道，你们早已经成为国际财团的打手和服务员。我夺回了政府该有的权力。」
    日本前央行的行长也站出来和三重野康划清界限：「三重野康先生在80年代后期，已经多次建议加息，但我认为这样会成为日本的历史罪人，后患无穷，事实也确实这样。」
    面对指责，三重野康的思维异于常人：「如果你在五年前就让我刺破泡沫，我们现在已经重新发展经济。如果是十年前，我们现在正在腾飞当中。」
    「我们本来只需要停下来休息，现在不得不做开胸手术，是谁导致的？不是我。」
    「历史罪人不是我，而是你们这些人。我是医生，我的执医手册在《计划体制》上。」
    日本这边的新闻很快影响到了欧洲。各国都开始研究起三重野康这个疯子，以及《计划体制》如何塑造了日本泡沫破灭后的时代。
    这里面是有一条清晰脉络的。85年，余切在东京大学，借助探讨文学第一次谈到泡沫经济这个事情，然后他的思想如同白细胞一样的在日本扩散，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些地区引发了剧烈的炎症反应，它以刺杀、散步、集会等各种方式表现出来，起初人们并不知道那意味著什么————直到一个真正能做主的余主义分子上台了。
    他等来了这一个理论，使他对财团大开杀戒的行为可以逻辑自洽，于是他选择直接把本国经济搞爆炸。
    科尔又召开内阁会议，谈论余切这本书。失去双腿的朔伊布勒在轮椅上参加了会议。
    众人首先为朔伊布勒默哀三分钟，场面十分滑稽。因为失去双腿的朔伊布勒很释然一他感到无论东西德如何爆炸，他都不用负责任了，因为他已经偿还了。
    而其他人都忧心忡忡，他们还不知道自己会付出什么代价。
    科尔看到众人的神色，心中打鼓：迎接我的是再次当选，还是民族罪人？
    我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科尔一时失神。
    默哀后，科尔问：「《计划体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时间，所有人都在讨论这本书？」
    经济部长道：「一本杰出的巨作，毫无疑问。」
    「是吗？这本杰出的巨作为什么让日本人破产？我从未见过这种巨作？」
    科尔感到这世界魔怔了。无论余切搞得烂还是搞得好，通通都有人舔他的臭脚。他像曾经的略萨那样陷入到了迷茫当中。
    这也许是魅力型领袖的天然缺陷。他们依赖威望和服从来发号施令。
    当他们的魅力不如别人时，就感到事事不顺，慌张失措。
    经济部长从二战后的经济格局开始解释：「在关贸总协定（初代的WT0）诞生后，国际巨型企业逐渐成为各国进行竞争的主力，而我们的政府替这些企业保驾护航，因为他们替我们赚得贸易顺差，承担了事实上的科研开发支出，为整个社会提供就业，还间接影响数十万家族企业————」
    「这不好吗？」科尔抬起他那硕大的脑袋，他显得有些无助。
    「是很好，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谁在做主？」经济部长说，「在全球化的几十年后，现在有一种趋势，我们政府沦落为了跨国企业的服务部门，成了他们的外置触手，跨国企业反客为主，绑架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屈从于他们。」
    讲到这里，经济部长还十分兴奋。「我们过去只觉得古怪，但不知道原因，现在终于发现倒反天罡了。我们为什么追捧《计划体制》？因为我们政府要把我们的权力夺回来。」
    「这和日本有什么关系？」科尔问。「我用过日本货，日本货是很好的！」
    「先生！」朔伊布勒忍不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是汉堡大学的经济系高材生，我想我有资格回答。」
    「你讲————」
    朔伊布勒娓娓道来。「在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推动日本地价上涨的主力是日本大型财团。他们拿走日本平民的钱，用于炒房囤地，跑到海外大肆挥霍，这段时间日本资产上升的速度远远快于工资上升幅度。」
    「所以————」
    科尔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所以如何呢？
    朔伊布勒说：「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资本变得更为富裕了，而市民相对贫穷了，市民的工资上涨是一种货币幻觉————国家的财富其实已被少数人夺走。这时，政府越是保护那些大型资本，就越是成为压榨本国国民的帮凶。我们发现明明经济得到增长，但国民反而不投票给我们，因为他们确实是没有得到好处。」
    「那又怎样呢？难道日本的有钱人，就不是日本人了？肉烂在锅里面————总会流通到社会里。」
    「但今天的资本家不是日本人。」朔伊布勒忽然说。
    「那是美国人？」
    「也不是美国人。」朔伊布勒又道。
    这些话像雷一样，隆声阵阵，蕴含著二战以来西方各国经济的终极奥秘，也命中了这一辉煌经济成就的究极死结。
    那就是，这些成果究竟为谁所有？
    保护个人财产是应当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财产归于某几个人，这是应当的吗？
    匈牙利人科尔奈曾经为苏式经济的崩盘感到惋惜：在他看来，自由经济也有诸多弊病，但苏联输了，结果就是他们的成就一文不值，他们的发展方式成了笑柄。
    「人们总把经济上的成就，上升到两种制度，甚至两种文明之间的优劣，但我们所处的时代只是某一时间的某一方面。」
    这是科尔奈的原话，也是科尔奈后半生研究的方向。在红旗落地，东欧国家纷纷变色的当下，他仍然孜孜不倦的为苏系国家开药方一一因为他觉得，这里面有太多未能探索的可能，可人们就这样放弃了。
    回到《计划体制》，回到这条长圆桌上。
    众人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寂静当中。就连科尔也明白了什么，但他还是追问道，「这些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自然人，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他们可以是任何国家的人，但不是任何一国的人，因为他们是世界性的资本家，相较于经济上的发展，我们在政治上的国籍划分已经过时了。」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朔伊布勒谈到了和余切有冲突的「索尼」公司。
    索尼在全日本雇佣了超过五万名员工，使日本产品盛行于世，看起来他完美得像梦一般。但这背后的事实是，索尼每年的利润只有极少数发给员工，大多数用于股利分红和海外资产购买一其中，大型财团拿走了绝大部分，外国投资者拿走一部分，高管团队拿走一部分。
    创始人盛田昭夫被誉为「日本四大经营之神之一」，当他被余切羞辱得脑中风后，他就像回到家乡那样回到了美国夏威夷隐居。因为他没有家乡，从经济上讲，他不是任何人的同胞，他今天在纽约，明天在东京，后天去香港，他可以说不是日本人。
    科尔听罢，惊得呆坐在椅子上。
    他终于明白《计划体制》为何影响力巨大！
    西德对东德掠夺式兼并找到了答案，因为控制政府的那些跨国巨头，他们只为自己的市值负责，而不对任何政府和民族负责，从根本上讲，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德意志」的一份子，他们自然不会对东德人有任何的同胞情谊。
    政府一厢情愿的让他们来办这件事情，结果一地鸡毛；而东德人还活在上一个民族国家的版本里面，他们自以为从这个国营厂跳到了另一个厂，这种天真的幻想，使得西德资本加倍的剥削他们。
    「我看《窃听风暴》的时候，就感到很疑惑，维斯勒特工来了西德后处处碰壁，他像个原始人一样只能做底层的活计————当这本《计划体制》写出来后，我彻底明白了。」朔伊布勒说。「我们用企业兼并的方式，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兼并，结果就是其中一方被耍得团团转。」
    「但东德人不像维斯勒那样，自认为自己有原罪。他们醒悟过来后，就变成复仇的子弹，因为他们真有枪。」
    科尔感到天旋地转，他的敌人忽然就从东德的刁民变成了资本家联盟。
    和这些人相比，跪在柏林的布兰登堡胜利女神像面前，似乎还更容易一些。
    半晌后，科尔久违的提起了一项建议：如果我下跪，能不能挽回这一届政府的信任度？
    《计划体制》发布后的一个月，科尔奈成为各国政府的座上宾。科尔奈不善演讲，他的话经常让人昏昏欲睡，结果他回哈佛做演讲时，整个学院的人都来了，底下的学生疯了一样的为他鼓掌。
    科尔奈算是感受到了大文豪的流量，他直接起飞了。
    五月中旬，科尔奈回到德国柏林，他和余切共同得到了日本学士院的外籍院士邀请。
    而余切正在看德甲足球队柏林赫塔的比赛。
    「该死！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这只球队真受欢迎！」
    从密密麻麻的球迷群体里穿过，在前排看台找到余切时，科尔奈已经被烘得满头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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