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6章《陈毛衣发家记》

    第446章《陈毛衣发家记》(第1/2页)
    《大唐日报》头版头条，一个醒目的标题——《陈毛衣发家记》
    诸君知长安城中“陈毛衣”否？
    今日于西市问一声“谁家毛衣最佳”，十人之中九人必答：“陈仲永。”
    仲永者，京兆新丰县人也，年方一十又三。
    家贫，其父陈老根，佃户也，终岁躬耕于骊山之下，所获不过数石薄粮，仅供糊口。
    仲永幼时好学，然家无余赀，不能入塾，唯于私塾窗外偷听先生授课，寒暑不辍。
    先生怜其志，默许之，偶予纸笔，仲永识字虽不多，然所学之字皆刻于心，终身弗忘。
    贞观九年春，朝廷行新政，推仙粮，办社学，开恩科，文化传播司与科学院遣人至乡间集市，设有奖问答，考百姓识字之能。
    仲永闻之，自村中步行三十里至集市，凭平日偷学之识对答如流，竟拔头筹。
    头奖者何？一台脚踏式羊毛纺线机，并科学院编纂之启蒙读物二册也。
    此机乃科学院格物所新制，以脚踏驱飞轮，带纺锤旋转，一人操机可抵五人手捻之效，然此机只能纺线，不能织布，更不能成衣。
    仲永得机大喜，倾家中积蓄购羊毛六斤，与母陈周氏日夜纺线，未及半月，纺得毛线数十团。
    然至织布一步，竟无从下手——毛线异于棉麻，其性蓬松柔软，传统织布之法全然不合，试数日皆败。
    家中积蓄已罄，羊毛尽成无用之线团。
    陈老根蹲于门前一夜未眠，陈周氏在灶房暗自拭泪，仲永亦急，然不肯认命。
    忆及《大唐日报》上曾载一语：“有疑难者，可致书科学院，广开言路，不拘一格。”
    遂奔私塾，借老先生纸笔，作书一封，书中详陈得纺线机后所遇之困，问科学院：毛线不能织布，可有他法成衣？
    此书自新丰县驿站发出，行七日抵长安，又七日，回书至新丰。
    封上钤大唐皇家科学院之印，书乃魏王泰亲笔，仅一语一图而已。
    语曰：“汝之困惑，吾等亦曾有之。今附针织法图解一份，以竹为针，循图而行，必有所得。”
    图解甚详，一步一步教人以两根竹针将毛线编织成衣，陈周氏持图削竹针两根，试之又试，终织一毛衣。
    其衣虽歪歪扭扭，针脚不匀，然此一件完整之衣也，仲永抱此衣，立于院中良久。
    谓其父曰：“发家了。”
    翌日，仲永携四件毛衣入长安城，寻至西市北绒商号，掌柜验衣之做工，出价三百文一件。
    四件毛衣，一千二百文，此乃陈家逾年不能挣得之数。
    仲永未将钱存于家中，尽数购得羊毛，又雇村中四名手巧妇人，以针织之法授之，开作坊。
    作坊既开，便遇新困——羊毛供应不稳，价忽高忽低，有钱亦买不到货。
    又有亲戚登门借贷，邻里眼红使绊，仲永又致书科学院，此次所问非技术，乃商事也。
    科学院回书甚速，非魏王亲笔，而招商局某员所作，书中云：长安北绒商号愿与陈仲永订长期供销之约，包销毛衣，并稳供羊毛原料。
    仲永持书赴长安，寻北绒商号掌柜王福，签约立契，白纸黑字，双方钤印。
    自此日起，陈家作坊再无原料之忧，且仲永为魏王殿下科技大学所录，列第一批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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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永将作坊扩大三倍，雇工逾二十人，皆村中妇人老人。
    又改良织法，毛衣分三等——普通款售百姓，三百文一件；加厚款售军户商贾，五百文一件；精织款以上等羊绒织成，售长安城富户官眷，一件三贯。
    数月后，仲永于长安西市开首家“陈记毛衣铺”。
    开业之日，门前排队逾一条街。
    夹袄皮裘虽暖，然又重又贵，仲永之毛衣轻便柔软，着之暖和，价仅皮裘十分之一。
    一月售出三千余件。
    “陈毛衣”之号自此传开。
    至贞观九年九月，仲永之商号已为长安毛衣行当之魁，麾下工人八十余，新丰县与长安各有一作坊，岁产毛衣逾万件。
    北绒商号掌柜王福尝言：“仲永此子，三年前尚是泥腿，今连王公贵人之管家亦来找他定货矣。”
    今岁八月，朝廷宣将征讨倭国，消息传至西市，仲永当日即定一事，召集作坊诸工，加班赶制，得军用加厚毛衣一千件。
    每件前胸以红线绣四字——“大唐必胜”。
    九月初，仲永携千件毛衣自新丰县赶至长安，亲手交政务院之吏。
    谓吏曰：“草民无甚本事，不能上阵杀敌，只会织毛衣，此千件毛衣，乃作坊八十余工日夜赶制而成，一文不取，将士着之上阵，稍微暖和些，余心愿足矣。”
    吏问之：“此千件毛衣按市价亦值五百贯，真不取钱乎？”
    仲永笑曰：“草民能有今日，全赖朝廷新政，全赖魏王殿下与科学院之帮扶，无新政，草民尚在骊山砍柴，无科学院所授针织法，一根毛线亦织不出。”
    “草民受朝廷之恩，今朝廷用兵，草民无力上阵杀敌，几件衣裳还出得起。”
    此事传开，长安城中数十家织坊纷纷效仿，或捐毛衣，或捐棉布，或捐银钱。
    至九月初三统计，各方所捐毛衣棉衣合计四千余件，钱折铜钱一万三千贯。
    昔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仲永者，穷时不坠青云之志，达后不忘报国之恩。
    以一介布衣而成一方富商，复以商贾之利反哺家国之需。
    此非仲永一人之功也。
    新政以来，百业兴旺，工商并举，朝廷广开言路，科学院不吝授技，社学遍于乡里，恩科取士不拘一格。
    自贞观九年以降，似仲永者不知凡几——有农家子录入科技大学者，有铁匠开工坊而成富户者，有识字不多之老农种仙粮而衣食无忧者。
    然则天下何以至此？
    盖因朝廷有以民为本之策也，政务院革故鼎新，务求实效，科学院格物致知，惠泽四方，陛下虚怀若谷，纳谏如流，自上而下，风气为之一变。
    仲永之一步，实万千百姓之一步也。
    一人兴则一家兴，一家兴则一里兴，一里兴则一县兴，积县而成道，积道而成天下。
    此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业为先”者也。
    愿天下之仲永者，皆能得其所，尽其才，报其恩。
    大唐之盛，不在金殿之高，而在草庐之暖。
    ——《大唐日报》记者张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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