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6章长安三舍

    第306章长安三舍
    就在临晋，乃至左冯翊各县令丶长及各庄典农官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扫蝗运动中时，长安太学开始了第一次升舍考核。
    自董卓乱政，洛阳一炬后，太学沦为荒墟，之后三十年战火频仍，兵祸不断，名噪天下的《熹平石经》也被乱兵乱民砸毁，太学停课前后三十余年。
    至魏代汉篡立，曹丕重建太学。
    如此举措，非止是恢复儒教，重塑文脉正统，更在于接续两汉太学脉络，为曹魏覆上一层『继汉统丶承天命』的政治色彩，强化曹魏政权的合法性。
    只是草创之际，曹魏太学规模乃至正规程度自然远逊前后两汉，校舍简陋，没有标准讲堂，只保证授课博士有屋可住，太学生顾不上，只能自己出资买房租房。
    至于教材，便令工匠把受兵祸破坏的《熹平石经》重新集中起来，粘粘补补，勉强补好几通石碑，立于太学门前任太学生参看。
    授课的博士人选亦因大儒难觅，不得不放宽标准，取消原本『年满五十为博士』的限制，才勉强凑出了十九位博士。
    此外，曹丕还为太学创立了『五经课试法』。
    初入太学者，为门人，相当于太学预科生。
    预科生两年后须通晓一经，并通过考试，才能晋升为正式弟子。
    太学弟子后续的晋升，均与通经数量丶课试成绩挂钩。
    通二经者，可补文学掌故。
    通三经者，可擢太子舍人。
    通四经者，可晋升为郎中。
    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
    多数情况下，若课试不通，允许留级跟随下一届学生再次课试，若通过仍可晋升。
    这套制度，通过每两年一次的定期考核，及通经数量来检验太学生的学习成果，并将课试成绩与官职除授直接挂钩。
    曹丕意图通过所谓『五经课试』将儒学与官僚选拔体系结合，以此抗衡先前受禅称帝前向颍川士人妥协的『九品中正制』。
    只是其核心仍固于经典记诵，而论记诵经典，十几二十岁才第一次接触正统五经的太学生，如何比得上那些启蒙便在背诵经典的世族子弟？
    这也就意味着『五经课试法』选拔出来的人才，仍旧以二流学阀大族为主。
    加上彼时九品中正制已然确立，官位迅速被门阀大族垄断，一个寒门子弟，进入太学成为门人后，需经历至少十年寒窗苦读与激烈竞争，最终最好的结果也只是随才叙用。
    而一个高门士族的子弟，凭藉家族名望和血缘关系，无需经历漫长的考核，即可通过『乡品』获得高起点官职，升迁速度远超太学生。
    在这种巨大的机会成本对比下，真正有才华抱负的寒门子弟，要么选择依附于高门，要么另寻他路，太学并非最优之选。
    而真正的高门子弟，如颍川锺丶荀丶陈丶韩，更不屑于走这条艰苦且前途未卜的独木桥。
    人生几个十年？
    他们十年养望，早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至于大汉，先前在蜀中一直没有设立太学。
    昭烈入蜀为益州牧，只能设儒林校尉，主益学事。
    昭烈称帝后，又开始东征，没有时间精力搞太学。
    至昭烈中道崩殂，丞相摄一国军政事，又忙着恢复大汉民生国力，筹措南征北伐事。
    直至关中大定，还都西京，不论是为了重塑天下文脉正统，还是强化大汉政权法理，抑或为大汉培养急缺的后备官吏，恢复太学都成了势之所趋，当务之急。
    太学初立。
    汉中丶蜀中丶关中，任何有志匡扶汉室的年轻人，都可以来长安申请加入长安太学。
    大概是大汉北伐大胜，还都西京之故，消息露布天下后，报名者竟达五千余人。
    其中来自陇右丶关中的报名者三千有余，蜀中虽然道路过远，报名之人亦有两千出头。
    由于朝廷定下的太学报名没有设置很高的门槛，所以很多人报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京，不学无术丶滥竽充数者有之，最后通过初筛考核的士子有三千余人。
    旧有的举茂才丶孝廉之制，其弊端早已人尽皆知。
    民间有歌曰：
    『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举秀才丶孝廉，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善政，但发展到现在，已全被地方豪族把持，成为了各方利益交换的工具，完全不能确保官员才德与朝廷意志相统一。
    大汉如今虽也举茂才丶孝廉，但已经不再是人才选举，而更多是一种荣誉，许多已在为官为吏时有了政绩且德行操守皆美的官吏，才会被赐以孝廉的名头。
    茂才丶孝廉既已无法满足大汉这个正在强势崛起的政权对人才的强烈需求，那么建立一套更高效丶公平且贴近实务的人才培养丶选拔体系，便成了大势所趋。
    事实上，灵帝有过尝试，建立了所谓『鸿都门学』。
    然而鸿都门学的改革太过激烈，被引入门学之人，竟直接便能染指相当于宰辅的侍中之职，最终在门阀的刻意引导下，激起了天下儒生的愤怒与剧烈反抗，进而失败。
    灵帝痛定思痛，转向捣鼓『熹平石经』。此举成功拉拢了基数广大而求学无门的寒素之士，及极度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豪族，使得失去了天下士人拱卫的门阀败下一阵。
    曹丕建立『五经课试法』，同样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为代汉称帝，他都已向那群劝进称帝的世家大族妥协了所谓『九品中正制』，再不甘又能如何？只能勉强挣扎一下罢了。
    他不是不知道所谓两年通一经，考一试，需苦读十年的太学生来说根本看不到出路，但这已经是曹魏三公大臣点头的结果。
    所以说，想打破旧有秩序，最大的掣肘便是旧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
    举孝廉丶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言自明。
    而天下大乱，旧有秩序同样走向混乱，正是重建新秩序的千载难逢之机，错过了便没有了。
    光武建立的后汉，便因他是由豪强公选出来的『天下共主』，没能解决前汉所积两百年之弊，导致统一后不得不强化『君权神授』的概念以维持统治。
    曹魏禅代，得到了大汉天命与九州之地，却也全盘接受了前后两汉所积四百年之弊。
    兼并了大量土地丶人口的豪族，在后汉演化为学阀世家，学阀世家又在曹魏演化为门阀。
    世家门阀很强大，曹魏在世家门阀的拥护下，也很强大，这对于季汉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
    现在的大汉或许有世家。
    但居于高位，掌握实权的官僚，几乎无人出身门阀世家，更没有形成门阀利益共同体，如此一来，在这么一片废墟上重建新秩序的难度，远比曹魏小得多。
    所谓『府兵制』，『农庄制』得以试行，甚至于眼下轰轰烈烈的冯翊扫蝗得以贯彻，全都因大汉上位掌权者全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没有来自世家大族的掣肘与内耗。
    『太学』亦然。
    在决定设立太学以后，刘禅与丞相共同参详，并没有直接恢复两汉旧有的太学制度，而是仿效曹魏『五经课试法』，创立了更精密丶更务实的『三舍法』，太学亦非从前只学儒家经典的太学。
    太学如今分为四个学科。
    儒学，算学，工学，农学。
    明面上最重要丶最根本的仍是儒学无疑。
    其他几门学科，相当于挂在太学名下的杂学。
    但实际上，大汉招募儒学博士的同时，大量向民间招募精通算学丶工学丶农学的士人丶百姓，通过赏赐与待遇上的尊崇，让这些精通杂学之士将知识与经验传授丶总结成书，甚至直接成为讲师。
    至于配套的『三舍法』，便是为了更快地为大汉培养出有一定实务能力的官吏。
    所谓『三舍法』，便是三种斋舍的意思，太学生分为外舍丶内舍丶上舍三级。
    外舍为初级，员额便是第一批太学生三千余人。
    内舍为中级，员额三百。
    上舍为高级，员额六十。
    相当于外门弟子丶内门弟子与亲传弟子的区别。
    太学生按『斋』管理，每斋约三十人。
    由于长安不像洛阳，被董卓付之一炬，有不少空出来的屋宅，于是实行寄宿制。
    来自四面八方的太学生平日到太学上课，回到斋舍后，便与同斋生一起研究丶自习。
    太学会在春三月与秋九月组织两次考核，进行升舍公试。
    『升舍』即为三舍法核心所在。
    最关键的升舍，便依靠每年春秋两度的公试。
    以儒学为例，考试虽仍旧考察经义，却不再以通晓经义为主，而更多考核学生处理实务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某一特定事件丶政务的思考与处理能力。
    这便是经义以外的『策论题』。
    至于算学丶农学，考核的同样是处理具体政务丶庶务的能力。
    外舍升内舍，名额暂定为优等五十人丶良等二百五十人。
    定额选拔，毫无疑问，便是通过持续高压的竞争，汰弱留强，确保最终人选的精英性。
    进入内舍后，一旦再通过考核进入上舍，便是仕途坦荡了。
    上舍生，最终考核，由朝廷大臣主考。
    成绩分三等。
    上等者可直接授官，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直接转化。
    中等者则可以「守官」，也就是代理某县县尉丶丞丶长之职，跟在前辈身边打杂学习。
    下等者，仍可继续留修。
    非止如此，太学每月还会有学官主持的月度小试。
    小试过后，学官负责评定太学生的课试成绩。
    成绩分优丶良丶否三等。
    积累一定的『优』，即可获得积分，假如积分攒够了却未能通过每年春考秋考，仍旧可以进入内舍，甚至上舍，不再是一考定终身。
    此外，大汉在课试之外，还创设了典农官之制，太学生假若不能通过考核进入上舍，积分足够的话，可以选择成为典农官。
    典农官名位初看不高，实则权责颇重，负责管理一两千农庄百姓，统筹生产丶税赋丶教化丶赈济诸事，俨然半县之长。
    朝廷明令，典农官若政绩卓着，经考核属实，将来也可直接升任小县的县长。
    这便将官吏的选拔标准，从纯粹的经学学识，部分转向了实际的治理能力与政策绩效。
    毕竟典农官这个职位本身就是最好的行政培训，成功者，无疑证明了自己具备管理一方的能力。
    恢复天下，终究需要人来治理。
    大汉苦于无人，更不愿好不容易打回来的江山，又交回到中原那群门阀世家手里。
    只待将来荆州丶中原郡县克复，原来大汉境内诸县县令丶县长便可调任克复之县。
    而这群主政一庄的典农官，将来便能直接晋升为小县县长，既解决了大汉无人的问题，也能保证他们确有治理一县的能力。
    左冯翊临晋等地农庄能在剿匪丶度荒丶治蝗中高效运转，便有赖于一批不以经学见长，却强于实干的典农官付出的努力。
    虽说制度草创，一切都显得有些仓促，粗犷，甚至连授课的博士丶讲师都有些不足，长安太学生们大多时候还是在斋舍里自习丶研讨，学生素质也参差不齐。
    但在实践中摸索，并不断革新，效果却是比构想一个完美的制度再小心施行要好得多。
    至少通过『外舍-内舍-上舍』的三层筛选与定额淘汰，确保了最终能够进入仕途的，基本是有处理政务能力的精英。
    而每月一小考，半年一大考这种高强度丶短周期的竞争，远比曹魏两年一考丶十年为官这种低强度丶长周期丶低效率的考核，更能快速丶高效地为大汉选拔出可堪一用的官吏。
    再怎么说，曹魏那边，脱离实际政务的五经课试法，考核的不过是太学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
    至于如何处理刑狱丶管理户籍丶筹措粮饷丶兴修水利等具体行政实务，在经学中并无答案，这便导致了所学非用。
    太学生十年后毕业为官，一切仍需从头学起，寒窗苦读十年，下了地方竟无一用处。
    至于三舍法丶策论课试法丶典农官之制，则为具备真才实干丶有志报国之士提供了凭才干丶政绩改变自身与家族命运的进身之阶。
    什么儒学经典，稍稍站边，一切以能力与治理地方的政绩为导向，一切以忠心大汉为导向。
    这群人再怎么菜，也比门阀反噬要强得多吧？
    在废墟上重建秩序固然艰难，但想从根本上逐步瓦解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强化中央集权，真正做到三兴大汉，除了搭一套草台班子外，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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