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章考成法和一条鞭法

    第二百一十章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第1/2页)
    看到第三题的时候，他们也开始隐隐期待第四题了。
    他们想知道这位皇上特意增加的题目会有何奥妙！
    终于，三张试卷答题结束，第四题发放。
    施凤来等人也打开了属于黄道周的哪一题。
    第四题。
    对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见解，如果由你来施政，你会如何调整朝廷规划！
    看到这题的时候，别说那些考生，就连施凤来、黄道周等人也都是一头雾水。
    一条鞭法将所有实物税改成了白银。
    刚开始的时候国库充裕，存银高达上千万两，可算是为朝廷续了一大口气。
    但很快事情就不对了，白银这种东西朝廷并不能生产，只能靠挖矿以及对外贸易。
    自隆庆开关之后，大量白银流入大明，商品经济一度极为发达，可到万历中后期，白银贸易开始大幅度缩水。
    市场上的白银全攥到了富豪手中，老百姓们要交税只能用大量粮食去找富豪兑换白银。
    万历初年一石米能换一两白银，可到了后期三石米才能换一两银子，赋税直接翻了三倍。
    甚至还有更高的。
    那些富豪看到白银越来越值钱，便疯狂囤积，以至于白银的价格越来越高，从老百姓手中压榨的银两也越来越多。
    这还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
    而在全靠粮食贸易的北方，白银则更加稀缺，最贵的时候，甚至五石米才能换一两银子。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盘剥就是火耗。
    老百姓能换到的都是碎银子，官府要重新铸造官银上交，这期间便有损耗。
    官府规定火耗是百分之二，可实际上地方官收的是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多出来的全都到自己腰包里面了。
    而朝廷所收上来的银子在货币流通中，几乎没有最底层农民参与。
    朝廷各项花销基本都是和商人们打交道，这样，老百姓想要换银子来交明年的税，就只能继续和富商高价兑换。
    如果换不到只能卖房子卖地当佃农。
    等到万历末年，华北七成以上的自耕农已经破产，土地兼并进一步加剧。
    这些施凤来、毕自严、黄道周、徐光启三人全都清楚，但一条鞭法已经推行下去了，若是继续改成实物税收粮食，必将阻力重重，而且收上来的粮食也很难分配，这东西运输太麻烦了。
    至于考成法则影响更为深远。
    张居正当政以前，各省缴纳赋税都是能收多少是多少，要是有个灾荒什么的，少交点也没事。
    但张居正推行考成法以后，把税收、清丈、河工、边防等所有政令全部登记造册下达死命令必须完成。
    所谓：月有考，岁有稽，哪怕调走了也能继续追责。
    如果能完成政令，便会升官，如果完不成就降职或者罢官。
    此政令一推行，立刻完成了大明王朝的内阁集权。
    自内阁发布政令之后，六科、六部再传达地方，所有人都得遵守、干活，至此彻底扭转了政令不出北京城的局面。
    史载：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只是几年时间，便罢免了两千多名庸官、懒官、贪官，也解决了各级政府推诿扯皮、阳奉阴违的风气。
    清丈天下田亩将豪强隐田查出，仅福建就查出了上百万亩的隐田。
    正是因为有考成法的加持，一条鞭法得以顺利推行，边关的戚继光、李成梁等人也得到了充足的军费支持，把蒙古、女真压制的死死的。
    水利、救灾等改革得到措施落地。
    不过悲剧的是，和一条鞭法一样，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考成法对国家确实是有利的。
    可随着政令的持续，负面影响也开始爆发。
    考成法就是典型的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管你旱灾水灾，只要完不成内阁定下的KPI就罢官滚蛋。
    如此一来，地方官为了保住乌纱帽，不管百姓死活，一味的强征赋税。
    再加上白银崩盘之后粮价对白银兑换比例暴跌，以至于百姓交不起赋税只能把土地卖给大户当佃农，加剧了土地兼并。
    地方官不敢收大户的赋税，便只能继续压榨底层百姓，以至于底层百姓愈发艰苦。
    等到万历亲政后为了收权，便废除了考成法。
    这样一来虽然官府不再强行逼税，但官员们又立刻回复了懒政的作风。
    一方是朝廷收入，一方是百姓疾苦。
    哪怕在官场混迹几十年的老油条们都难以作答，把这个问题抛给那些只知道四书五经的举人们，能问出个什么东西来？
    可尽管不以为然，但黄道周等人还是对这些学子们的答案颇为期待，如果真能找到这核心矛盾的解法，大明中兴指日可待。
    而看到这题之后，黄宗羲也是呆愣许久。
    他年纪虽然不大，却饱经人间冷暖，对考成法和一条鞭法的影响也有了解。
    并且对张居正本人有自己的一套批判理论，在他看来，张居正政治上依赖冯保、李妃，算是投靠太监后妃，很无耻（权术媚上、失大臣体），经济上，他施行的这些政策：并税增负、贻害万民，反正是混蛋一个。
    最终的总结评价也很经典，他称张居正为：有救时之心，无救时之制。
    白话就是心思就是好的，但能力差点。
    骂人固然简单，可要真说自己来调整方略，黄宗羲也是两眼一抹黑。
    如果是应付，各种理论方略他自然能写出一堆来，但要是论可行方案，确是难以琢磨。
    足足闭眼斟酌了半日时间，黄宗羲这才咬着牙说道：“一条鞭法之弊在于白银，当废白银，另立新币！”
    “考成法之弊在唯赋税论，当重民生、轻赋税、守清廉。”
    黄宗羲对于张居正的评价，从后世角度来看是比较客观的。
    可要是放在万历初年就有待商榷了。
    嘉靖皇帝沉迷修道几十年不上朝，为了掌权，他任用奸臣严嵩，并挑拨徐阶等人与之搞党争。
    而为了获得权利，严嵩和徐阶都无底线的逢迎嘉靖。
    朝廷六部公文积压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无人批复。
    地方官遇事相互推诿扯皮，庸官、冗官遍地，能干的被排挤，钻营的升官。
    朝廷没人管事，官员不干人事，朝廷只剩下党争和捞钱。
    至于国库就更完蛋了。
    户部每年国库收入只有两百多万两，剩下大多进了嘉靖的口袋。
    朝廷年年赤字，大地主、官绅、宗室隐田眼中，地方官勾结豪强隐瞒田亩，赋税全落在百姓头上。
    各省欠税往往在五成以上。
    再加上嘉靖又喜欢修道观，内廷花钱不够了还要从国库里面掏，徐阶、严嵩只顾逢迎。
    至于税收，则更是一团乱麻。
    田赋、里甲、均徭、杂泛、物料、上供……名目几十种，官吏随便加派，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说你欠税你就欠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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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徭役方面更是坑爹。
    农民每年要无偿给官府当差、修路、运粮、造城，动辄几十天、上百天，大半年都给官府干活，田地自然没办法侍弄，耽误农时不说，还得自带口粮。
    边关缺饷、军备废弛就不说了，俺答骑兵年年进犯，山西、陕西、京畿成了后花园，明军不敢野战只能被动挨打，边防形同虚设。
    最有名的自然就是东南倭寇，几十个人就敢开抢，卫所兵士形同虚设，一直折腾了几十年才结束。
    国家赤字、百姓被剥削、官府怠政、豪强肆意妄为。
    面对这种情况，徐阶、高拱只能在表面上缝缝补补，只有张居正站在一片风雨飘摇中，向着所有的问题进行宣战。
    他推行一条鞭法，丈量天下土地，清查隐田，将强压到百姓头上的赋税剥离了出来。
    将税收改为白银，彻底结束了徭役、杂税的摊派，税制变得简单透明，官府再不能随意摊派。
    正因如此，江南商品经济开始变得愈发繁荣，老百姓赚了银子可以直接交税，间接启动了万历年间的资本主义萌芽。
    国库收入暴涨，每年财政收支从赤字变成结余，太仓粮食可支十年。
    他推行考成法，让官员再不能每天混日子怠政。
    军事上谭伦、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等名将得到重用，军饷不再拖欠，打的俺答再不敢犯边，百姓不用再遭兵祸。
    政治上六部六科所有敢乱骂人的统统打屁股，以往借言官搞党争的风气大为改善。
    张居正本人虽然也不太干净，但和严嵩、徐阶相比，绝对算得上是清廉自持。
    并且，他还培养了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万历皇帝（张居正自认为合适）！
    不过，很可惜的是，张居正是人，不是神。
    他清丈田亩得罪豪强地主，考成法得罪官僚集团，压制舆论得罪言官清流、削减宗室禄米得罪宗室藩王，严厉管教万历皇帝又激起了他的逆反心理。
    大明朝的既得利益者全被他得罪光了，活着的时候没人敢反对，但死了之后反攻倒算立刻开始。
    他本人结果就不说了，他所有的改革措施也都只保留了弊端。
    考成法虽然废除，但基层不顾百姓死活也要纳税的办事逻辑却留了下来，也为后续苛捐杂税导致的农民起义留下了伏笔。
    清丈田亩虽然当时让大户交了税，但他死后豪强再次将田亩隐匿，税收又落到了老百姓头上。
    被压制了十年的万历皇帝为了给他这个老师泼脏水，开放言路，又把被压制下去的言官放了出来，至此言官体系彻底失控，皇帝、内阁全都无法再压制言官，并为后续的党争埋下了种子。
    一条鞭法导致南北税制一刀切，江南白银多，北方白银少，贫富差距无限拉大。
    除了上述这些，还有两点是他无法预料的。
    一条鞭法以白银收税，但大明白银产量极少，隆庆开海后，大量海外白银涌入。
    这里的海外白银主要是日本和美洲的白银。
    日本岛原之乱后，德川幕府全面锁国，日本的白银输入中断。
    万历后期，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开始严控白银流入亚洲。
    同时，美洲波托西银矿表层富矿枯竭，产量暴跌百分之六十。
    等到崇祯年间，葡萄牙独立，荷兰攻占马六甲，亚欧航线崩盘，至此银价彻底崩盘。
    这些都是张居正死后几十年发生的事情，真怪不得他。
    还有另一点就是他看重的接班人万历皇帝。
    聪明是真聪明，混蛋是真混蛋。
    为立国本，君臣死磕十五年，政府停摆，行政体系崩溃，拉开了明末党争序幕。
    三大征虽然威风，却也透支了国力，搜刮白银进内帑，边关军饷克扣，防线几乎崩溃。
    几十年不上朝，也不批奏折，各地官员空缺严重，全靠张居正留下的老本撑着。
    等到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战败，倾国精锐葬送，半只脚踏进鬼门关的万历这才如梦方醒，嚎啕大哭。
    之后开始启用熊廷弼，并赐尚方宝剑和“将帅以下不用命者，先斩后奏”的特权。
    还从自己腰包里面凑银子往辽东填。
    这会他是彻底清醒过来了，以他的政治手腕和当时明朝的国力，如果再给他几年时间经营，努尔哈赤肯定闹腾不了太大。
    结果，这孙子万历四十七年把辽东稳住，到万历四十八年就挂了。
    他儿子便是被他压制了几十年的泰昌皇帝。
    老爹死了，泰昌皇帝一朝放纵，直接把命给放纵没了！
    至此局势彻底失控。
    万历这孙子即不干活，也不让位，占着茅坑不拉屎，躺平几十年空耗国力。
    他要是早死十年，朱常洛早点继位兴许也没这么多事。
    同样的，在萨尔浒战败之后，他清醒过来了开始干活，如果能晚死十年，以他对那些御史言官们的了解，必定不会撤掉熊廷弼，努尔哈赤搞不好会被这个熊蛮子堵死在赫图阿拉。
    可偏偏他就在这时候死了！
    以理中客的角度来说，张居正改革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伏笔确实不假。
    可如果把自己代入到张居正那个位置上，面对嘉靖朝留下的烂摊子，张居正不惜得罪全天下的当权者所执行的改革制度是没错的，至少解决了当时的问题。
    如果万历当政之后并不完全废除，而是进行适时改进。
    如果国外不闹腾，白银还继续流入大明，恐怕历史又是另一番景象。
    就像后世有人把明朝灭亡的帽子扣到于谦的头上，说他改革军制，以文制武为明朝灭亡埋下了伏笔。
    可当时的情况是三大营全军覆没，五军都督府瘫痪，勋贵集团全灭，文官集团伤亡过半。
    大明朝的政治班底被打断代了！
    为重建京营，收拢兵权，击退瓦剌，他只能以兵部的名义把所有兵权收拢并介入指挥。
    当时那种情况如果不尽快搞军权集中，再提拔勋贵搞五军都督府，等一切完事，也先早杀过来了。
    而且，这种制度维持了两百年，在这种制度下，明朝两百年间几乎没有武将造反的事情发生。
    安史之乱、陈桥兵变之类的事情统统没有。
    如果说以文制武这种制度是完全坏的，也不至于。
    况且，不管是于谦还是张居正，他们在面对国家危机的时候，能解决当时的难题就已经很牛了。
    如果有人能即解决当前的难题，又能把目光放到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乃至两百年之后，那不是人，那是神！
    真要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源源不断的于谦和张居正来继往开来，不停修补国策，不然什么国策一直执行下去，也终究会被历史的洪流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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