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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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九五年二月下旬,上海的冬天还没有走干净。
陈河生站在宿舍窗前,看着外面的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在风里轻轻摇晃。窗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霜,他用手指划了一下,指尖凉飕飕的。校园里很安静,偶尔有一两个行人匆匆走过,缩着脖子,揣着手。
寒假最后几天,宿舍楼里陆续有人回来了。
最先到的是刘建国。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河生正坐在床上看书。刘建国背着一个大编织袋,脸被风吹得通红,耳朵上长着冻疮。他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从里面掏出几个红薯、一袋花生、一瓶自家做的辣椒酱,放在河生床上。
“给你的。”
河生愣了一下:“这么多?”
“我妈让带的。”刘建国说,搓了搓手,“她说你一个人在学校过年,肯定没吃好。”
河生看着那些东西,心里热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寒假一个人吃白菜炖豆腐的日子,忽然觉得红薯的香味隔着袋子都能闻见。
“谢谢。”他说。
刘建国没接话,开始收拾自己的铺位。他就是这样的人,话不多,但心里有数。河生发现他的行李比上学期还少,被子还是那床旧棉被,被套洗得发白了。他穿的鞋是一双解放鞋,鞋底磨得很薄了,鞋面上有几个补丁。
第二天,赵磊回来了。他拖着一个大行李箱,一进门就喊:“可算回来了!北京冷死了!上海怎么样?是不是也冷?”他一边说一边脱外套,从箱子里掏出各种东西——果脯、茯苓夹饼、驴打滚,还有一盒稻香村的点心。“来来来,都尝尝,我特意带的。”
张伟是第三天到的。他扛着一个大蛇皮袋,里面装满了海鲜——带鱼、黄鱼、虾干,还有一大包紫菜。“我妈让带的,说给你们尝尝鲜。”他把东西往桌上一放,大大咧咧地坐下,开始讲他在家过年的事,讲他爸出海打鱼,讲他家的渔船换了新马达,讲他们那儿要修大桥了。
陈志远最后到。他是上海人,家就在徐汇区,开学前一天才搬回来。他带的东西最少——一个双肩包,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但他带了一样东西,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一台便携式CD机,银灰色的,索尼的,崭新的。
“这是我爸从日本带回来的,”陈志远说,把耳机递给赵磊,“你听听,音质特别好。”
赵磊戴上耳机,眼睛亮了:“操,这也太清楚了吧!比磁带强一百倍!”
张伟也抢着听,然后刘建国,然后河生。河生戴上耳机的时候,吓了一跳。里面放的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音乐像水一样流进耳朵里,每一个音符都清清楚楚,像有人在他耳边弹琴。他从来没听过这么清楚的声音。
“这得多少钱?”赵磊问。
“不知道,我爸没说。”陈志远轻描淡写地说。
河生把耳机摘下来,还给他。他回到自己的铺位,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支林雨燕送的英雄钢笔,在手里转了转。笔杆磨得光滑了,金色的笔尖在灯光下闪着光。
他想,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人用钢笔,有人用CD机。但钢笔也能写字,CD机也能听歌。没什么好比的。
二
新学期第一周,河生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
他把一张白纸裁成小条,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下:
每日计划
5:30起床,听英语
6:30早餐
7:00-12:00上课/自习
12:00-13:00午餐、午休
13:30-17:30上课/自习
18:00-19:00晚餐、英语角
19:30-22:30晚自习
23:00睡觉
他把纸条贴在床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能看见。赵磊看见了,说:“哥们儿,你这是要考研啊?才大一。”河生没说话,只是笑了笑。他不是要考研,他只是知道自己底子薄,得比别人多花时间。
高等数学下册比上册难了很多。多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一个个概念像山一样压过来。河生上课认真听,下课认真做笔记,但有时候还是跟不上。老师讲得快,板书一擦就没,他来不及记全。
他去找了数学老师。老师是个中年男人,姓王,戴着厚厚的眼镜,说话慢吞吞的。王老师听了他的问题,翻了翻他的笔记本,说:“你的基础不错,但方法有问题。高数不是靠背的,是靠理解的。你不能光记公式,要搞清楚公式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用这个公式。”
王老师给他列了一个书单,让他回去看。同济版的《高等数学》习题集、吉米多维奇的《数学分析习题集》、还有几本国外教材的中译本。河生去图书馆借了这些书,一本一本地啃。看不懂的地方就查,查不到就问,问不到就自己想。有时候一道题想一个下午,想得头疼,但想通了以后,那种感觉比什么都痛快。
大学物理也比上学期难了。电磁学、光学、热学,每一个分支都像一扇新的大门。河生最喜欢电磁学,麦克斯韦方程组那四个公式,简洁得让人着迷。他盯着那四个公式看了很久,觉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美的东西——用四个公式,就能把所有的电、磁、光都说明白。
他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费曼的《物理学讲义》,翻了翻,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费曼说,物理学不是一堆公式,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河生觉得这话说得对。他以前看黄河,只觉得那是水,是浑的,是流的。现在他想,黄河的水为什么会流?是因为重力。水为什么会浑?是因为泥沙的悬浮和沉积。水流的速度和深度有什么关系?那是伯努利方程。他忽然觉得,物理让世界变得不一样了——不是更复杂,而是更简单,更有序。
最难的还是英语。
河生的英语听力进步了一些,能听懂慢速的英语新闻了。但口语还是不行。他说话的时候,舌头像打了结,单词一个一个往外蹦,磕磕巴巴的。英语角的那些同学,有的能跟外国人流利地对话,他站在旁边,一句话都插不上。
有一次,英语角来了一个美国留学生,叫Mike,高高瘦瘦的,金色头发,蓝色眼睛,笑起来很爽朗。大家围着他聊天,问这问那。Mike说他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在交大学中文。他的中文说得不错,但有时候会闹笑话。有人说“我在食堂吃饭”,他说“我在食堂吃食堂”,大家都笑了。
河生站在人群外面,听他们说话。他想说点什么,但张不开嘴。他脑子里有一个句子——“Whereareyoufrom?”——但他不敢说。他怕说错了,怕口音太重,怕别人听不懂。
Mike忽然看见了他,朝他走过来,伸出手:“Hello,I‘mMike.What'syourname?”
河生愣了一下,握住他的手:“I...I‘mChenHesheng.”
“Nicetomeetyou,Chen.Whereareyoufrom?”
“Henan.”
“Henan?”Mike眼睛亮了,“I'veheardaboutHenan.It'sthecradleofChinesecivilization,right?TheYellowRiver?”
河生点点头。他忽然不紧张了。这个美国人知道黄河,知道河南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他深吸一口气,慢慢说:“Yes.TheYellowRiver.IgrewupbytheYellowRiver.”
这是他到上海以来,第一次跟外国人完整地说了一句话。话说出来以后,他发现也没那么难。Mike听懂了,点点头,说:“That'samazing.I'vealwayswantedtoseetheYellowRiver.”
那天晚上,河生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今天,我说了第一句英语。”
他的日记本是一个软面抄,封面上印着“上海交通大学”几个字,是开学时发的。他每天晚上睡觉前,会写几行字,记下当天的事。有时候写得多,有时候写得少。但每天都写。
他写:“今天食堂的红烧肉不错,三毛钱一份,我买了一份,吃得很饱。”
他写:“图书馆四楼靠窗的位置最好,能看到梧桐树。我以后每天都去那里。”
他写:“赵磊说我的普通话有河南口音,我自己听不出来。”
他写:“刘建国的辣椒酱很辣,但很好吃。我吃了一碗面条,放了一勺,辣得出汗。”
他写:“陈志远借给我一本《平凡的世界》,我看了一个晚上,哭了。孙少平像一个人,像谁呢?像我自己。”
这些日记,他从来没有给别人看过。那是他跟自己说话的地方,是他心里最安静的一个角落。
三
三月中旬,校园里的梧桐树开始发芽了。
嫩绿的芽苞从光秃秃的枝丫上钻出来,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多。草坪也绿了,黄黄的枯草下面,冒出一层新绿。花坛里的迎春花开了,黄澄澄的,一丛一丛的,像撒了一地的碎金。
河生走在校园里,觉得空气都不一样了。冬天的空气是冷的,硬的,吸进去像喝凉水。春天的空气是暖的,软的,吸进去像喝温水。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闻到了泥土的味道,草的味道,花的味道。这些味道让他想起了老家——黄河滩上的春天,也是这样的味道。
三月的第二个周末,系里组织了一次春游,去佘山。
佘山在上海的西南边,是上海最高的山了——其实也不算山,就是一个大土包,海拔不到一百米。但对河生来说,能看见山就很亲切了。他已经半年多没见过山了。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大巴,到了佘山脚下。河生抬头看了看,山不高,但满山的树,绿油油的。山脚下有一个天主教堂,尖尖的顶,白色的墙,在阳光下很显眼。赵磊说:“这教堂挺好看的,拍张照吧。”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傻瓜相机,是跟同学借的,让大家站在一起,拍了一张合影。
然后开始爬山。山路不陡,石阶铺得整整齐齐,两边是竹林和杉树。河生走得很轻松,这点坡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想起老家的那些坡,比这陡多了,他小时候每天都要爬上爬下。赵磊就不行了,走了没几步就喘,扶着腰说:“不行不行,歇一会儿。”
张伟笑他:“你这体格,还北京爷们儿呢?”
“北京爷们儿怎么了?北京没有山!”赵磊不服气。
爬到山顶,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远处是农田和村庄,一块一块的,像棋盘。更远处是工业区,烟囱冒着白烟。再远处,隐隐约约能看见一片亮光——那是黄浦江,还是东海?河生分不清。
他站在山顶上,看着远方,忽然想起太行山。他以前在老家,站在坡上就能看见太行山,青灰色的,像一道墙。现在站在佘山上,什么都看不见。上海太远了,远到看不见太行山,看不见黄河,看不见老家。
但他不觉得难过。他只是觉得,世界很大。
下山以后,大家在草地上野餐。每个人带了自己的东西,摆在塑料布上,有面包、火腿肠、饼干、水果、饮料。赵磊带了一瓶二锅头,说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得喝点。张伟带了一包卤味,鸡翅鸭脖什么的。陈志远带了一盒进口巧克力,让大家尝。
河生带的是母亲做的干枣。他把干枣从书包里拿出来,放在塑料布上。赵磊抓了一把,咬了一口,说:“这枣好吃!甜!哪买的?”
“我自家种的。”河生说。
“你们家种枣树?”
“嗯,院子里有一棵老枣树。”
“多大岁数了?”
“不知道。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我妈说,那棵树比我爹还老。”
赵磊又抓了一把,说:“那你可得好好保护它。”
河生没说话。那棵枣树,现在已经在水底了。黄河的水,淹了它。
他拿起一颗干枣,放进嘴里。枣肉很硬,嚼起来费劲,但很甜。这是老家的味道。他慢慢嚼着,看着远处的天空。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
他想,那棵枣树虽然没了,但它的枣子还在。枣子的核,也许能在别的地方生根发芽。
回到学校后,河生给大哥写了一封信。
大哥:
春天了,上海暖和了。校园里的树都发芽了,花也开了。我们系里组织去春游,去了佘山,上海最高的山。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个土坡,跟我们老家的坡没法比。但站在上面,能看很远。
学校里一切都好。功课有点紧,但我在努力。上学期考了第十三名,这学期争取进前十。英语也在进步,我现在能跟外国人简单对话了。虽然说得不好,但敢说了。
家里怎么样?妈的身体好些了吗?嫂子的肚子大了吗?什么时候生?生了告诉我,我想给侄子或侄女起个名字。
大哥,我在上海挺好的。你别挂念。你也要注意身体,工地上别太累。
河生
信寄出去以后,他开始等回信。这次回信来得很快,不到一周就收到了。大哥的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他都认识。
河生:
信收到了。妈让我告诉你,家里都好,你别挂念。
你嫂子上个月生了,是个闺女。六斤八两,白白胖胖的,长得像你嫂子。妈高兴得不得了,天天抱着不撒手。你嫂子说要你给起个名字,你是大学生,有文化。
你大哥还是老样子,在工地上干活。活不多,一天挣十几块。够花。
你在上海好好学,别惦记家里。
大哥
河生看了信,想了很久。起什么名字呢?他在纸上写了几个字:陈晓、陈晨、陈梦、陈恬。都不满意。他又想了半天,最后写了一个字:陈冉。
冉,意思是慢慢地,渐渐地。他想,这个孩子,会在新的地方慢慢长大,就像春天的新芽,慢慢地,渐渐地,长成一棵树。
他给大哥回了信,说了名字的事。然后他又写了一段:
大哥,你以后别叫我大学生。我就是你弟弟。不管我在哪儿,上什么学,我都是你弟弟。你供我念书,供我上大学,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等我毕业了,挣钱了,第一个月工资,给你和妈。
河生
信寄出去以后,他坐在窗前发了很久的呆。窗外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嫩绿嫩绿的,在风里轻轻摇着。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来,斑斑驳驳的,落在他的手上,暖暖的。
四
四月初,学校举办了一场春季运动会。
河生报了五千米长跑。赵磊说他有病,五千米,跑下来腿都断了。河生没说话。他从小就走路,从村里到镇上,三十里地,来回就是六十里。五千米,也就是十里地,不算什么。
比赛那天,天气很好。太阳照着,不冷不热。操场上人山人海,各系的旗帜在风中飘着,广播里在播运动员进行曲,节奏感很强,让人想跟着走。河生站在起跑线上,穿着学校发的运动背心和短裤,脚上是一双白球鞋——是赵磊借给他的,比他自己的解放鞋轻多了。
发令枪响了。
河生跑得不快,也不慢,按照自己的节奏跑。第一圈,第二圈,第三圈……他慢慢超过了前面的人。他的呼吸很稳,三步一吸,三步一呼,像一台机器。他的腿很有力,一步一步地迈,不紧不慢。他的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脚下的跑道,和远处的终点。
跑到第八圈的时候,他已经跑到了第三位。前面有两个人,一个体育特长生,一个田径队的。他追不上他们,但他们也甩不掉他。他就这么跟着,一圈,一圈,又一圈。
最后一圈,他加速了。腿开始发酸,肺开始发烫,但他咬着牙,一步比一步快。他超过了第二名。离第一名还有二十米,十五米,十米,五米……终点到了。他还是第二名。
广播里报成绩:18分47秒。第二名。
赵磊在终点等他,递给他一瓶水,说:“哥们儿,你牛逼!我服了!”
河生接过水,喝了一大口。水是温的,但喝下去很舒服。他弯着腰,喘着气,看着操场上的天空。天很蓝,云很白,风很轻。他觉得浑身都通了,像黄河开春以后,冰化了,水通了,哗哗地流。
回到宿舍,陈志远说:“你跑得真快。以前练过?”
“没有。”河生说,“就是走惯了。”
“走惯了?”
“嗯。以前上学,每天走三十里路。”
宿舍里安静了一下。赵磊看着他,眼神有点复杂。张伟说:“三十里?每天?”河生点点头。刘建国也点点头,好像他能理解。他每天也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虽然没三十里,但也有二十里。
陈志远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那我请你吃饭吧,算是庆祝。”
他们去了学校后面的一个小饭馆,叫“老地方”,是学生们常去的地方。店面不大,七八张桌子,墙上贴满了菜单和海报。老板是个中年女人,胖胖的,笑眯眯的,大家都叫她王姐。
陈志远点了几个菜:红烧鱼、糖醋排骨、蒜蓉空心菜、西红柿蛋汤。赵磊又要了一瓶啤酒。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吃得热火朝天。
“河生,”赵磊喝了一口啤酒,“你说你每天走三十里上学,走了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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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两年,高中三年。五年。”
“五年!一天六十里?不对,你刚才说三十里?”
“单程三十里。来回六十里。”
赵磊算了算:“一天六十里,一年按两百天算,一万两千里。五年,六万里。操,你走了六万里!”
河生没说话。他没算过,但赵磊算得差不多。
“六万里,”张伟说,“那都够绕地球大半圈了。”
“所以说,”赵磊举起酒杯,“河生跑五千米算什么?人家可是走过六万里的人!”
大家都笑了。河生也笑了。他笑的时候,脸上的线条柔和了很多,不像平时那么绷着。陈志远看着他,忽然说:“河生,你应该多笑笑。你笑起来挺好看的。”
河生愣了一下。这话,林雨燕也说过。他低下头,夹了一块排骨,慢慢嚼着。
吃完饭,五个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路灯亮着,梧桐树的叶子在灯光下绿得发亮。赵磊喝多了,走路歪歪扭扭的,张伟扶着他。刘建国走在最后面,一声不吭。陈志远走在河生旁边,忽然说:“河生,你知道吗?我以前觉得,农村来的学生,跟我们不一样。现在我觉得,其实是我们不一样。你们比我们厉害。”
河生看着他,没说话。
“我是说真的。”陈志远说,“你能走六万里路,你能跑五千米拿第二名,你能从河南考到交大。这些事情,我做不了。我爸说得对,上海的孩子,条件太好了,反而没出息。”
河生想了想,说:“不是没出息。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你有的东西,我没有。我有的东西,你没有。但这些东西,都可以学。”
陈志远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你说得对。都可以学。”
两个人走进宿舍楼,上了三楼。赵磊已经睡着了,张伟把他扶到床上,给他脱了鞋。刘建国在洗脚,水声哗哗的。河生躺到床上,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铜铃,握在手心里。铃铛温温的,像一个人的体温。
他想,今天是个好日子。
五
四月中旬,河生收到了一封信。
不是大哥寄的,是林雨燕。
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字迹秀秀气气的。他拆开,里面是三页纸,写得密密麻麻。
陈河生:
你好吗?春天了,新乡暖和了。校园里的花都开了,有桃花、梨花、海棠花,还有我不知道名字的花。我们宿舍楼前面有一棵大槐树,这几天开花了,满树的槐花,白花花的,香得不得了。我们摘了一些,让食堂的大姐给蒸了槐花饭,可好吃了。你吃过槐花饭吗?就是把槐花拌上面粉,上锅蒸,蒸熟了蘸蒜汁吃。我小时候我妈经常做。你肯定也吃过吧?你们那儿也有槐树。
我在学校挺好的。功课有点难,尤其是高等代数,老师讲得快,我跟不上。但我每天去图书馆自习,慢慢也能看懂了。我们数学系的老师都挺好的,有一个老教授,姓张,教我们解析几何。他讲课特别有意思,能把很抽象的东西讲得很生动。他说,数学就是诗,是宇宙的语言。我以前不觉得,现在有点信了。
你上次来信说,你跑了五千米第二名。你真厉害!我就知道你行。你以前走三十里路上学,我就觉得你厉害。你走了五年,六万里,从河南走到上海。你还会继续走的,对不对?走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最近也在跑步。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在操场上跑几圈。一开始跑不动,跑一圈就喘。现在能跑三圈了。我要向你学习,争取下学期也能参加运动会。
对了,我上次去洛阳了。坐火车去的,两个多小时。我去看了龙门石窟,看了白马寺,还去了我们以前上学的那个学校。学校变了,盖了新楼,操场也修了。但那个食堂还在,还是那个样子。我在食堂门口站了一会儿,想起你。想起你在食堂门口等我,想起你请我吃红烧肉。那时候多好啊。
陈河生,你说,人为什么要长大呢?长大了,就要分开,就要去不同的地方,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事。有时候我想,要是一直在高中,该多好。每天上课,做题,去食堂吃饭,在操场上散步。你在旁边,我就安心。
算了,不说这些了。你要好好的,我也要好好的。等放假了,咱们再见。
林雨燕
河生把信看了两遍。第一遍看得快,想知道她说了什么。第二遍看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想从字里行间看出她没说的话。
他把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然后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写回信。
林雨燕:
信收到了。我也很好。
新乡的槐花开了,上海的槐花也开了。我们校园里也有槐树,在图书馆后面,有好几棵。这几天开花了,满树的槐花,白花花的,风一吹,花瓣飘下来,像下雪。我昨天在树下站了一会儿,闻着花香,想起老家。我们家院子里没有槐树,但村口有一棵,很大很老,比德顺爷还老。每年春天,我们都在那棵树下吃饭。现在那棵树也没了,在水底。
我吃过槐花饭。我妈做的,也是蒸熟了蘸蒜汁。你说得对,可好吃了。
高等代数确实难。我上学期学高数的时候也觉得难,后来找到方法就好了。你别急,慢慢来。看不懂的地方就多看几遍,问老师,问同学。实在不行,你给我写信,我帮你想想。虽然我不一定懂,但两个人一起想,总比一个人强。
你说你跑步了。好。跑步好。跑步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只管往前跑。我以前走路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什么都不想,只管走。走着走着,就到了。
你问我人为什么要长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长大了,才能去更远的地方。才能看见更大的世界。才能做更多的事。你以前说过,你想当老师。你长大了,就能当老师了。就能教学生了。这不是很好吗?
我在上海挺好的。你别挂念。你也要好好的。
等放假了,我回河南,咱们见。
陈河生
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第二天寄了出去。
六
四月底,学校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
每个系都要出节目。船舶系出了一个大合唱,唱的是《长江之歌》和《团结就是力量》。河生站在合唱队里,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跟大家一起唱。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唱到“东海”的时候,他想起了黄浦江,想起了长江,想起了黄河。三条河,从西到东,从高原到大海,流过了多少土地,养育了多少人。他站在台上,唱着这首歌,忽然觉得嗓子有点紧。
晚会结束后,赵磊说:“唱得不错啊!你的声音挺大的,我在下面都听见了。”
河生笑了笑。他的声音确实大,在老家干活的时候,跟大哥隔着几块地喊话,练出来的。
走在回宿舍的路上,陈志远忽然说:“河生,你想不想参加学校的文学社?”
“文学社?”
“嗯。就是写写文章,读读书,交流交流。我认识文学社的社长,是中文系的,叫李默。他写诗写得特别好。你要是感兴趣,我介绍你认识。”
河生想了想。他喜欢读书,也喜欢写东西——虽然写的都是日记和家信。他说:“行,我去看看。”
文学社的活动地点在文科楼的一间教室里,每周五晚上活动。河生去的那天,教室里坐了十几个人,有男有女,都挺年轻的。社长李默是个瘦瘦的男生,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有点长,说话慢悠悠的,带着一种河生说不上来的腔调。
“今天我们来讨论海子的诗,”李默说,“大家读过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吗?”
大家都说读过。河生没读过。他连海子是谁都不知道。
李默开始念那首诗: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河生听着,心里忽然动了一下。“关心粮食和蔬菜”——他从小就关心粮食和蔬菜。他关心地里的麦子够不够吃,关心菜园里的白菜能不能过冬。但他从来没觉得这跟幸福有什么关系。他以为这是苦,是累,是不得不做的事。海子说,这是幸福。
李默念完了,让大家谈感想。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理想,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孤独,是得不到的才去向往。有人说,这首诗写的是死亡,“从明天起”意味着“今天”是不幸福的。
河生听着,想说点什么,又不敢说。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连海子是谁都不知道,哪有资格说话。
李默忽然看见了他,说:“这位同学,你是新来的吧?说说你的想法。”
河生站起来,脸红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我觉得这首诗写的不是理想,也不是死亡。写的是活着。”
教室里安静了一下。李默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好奇的光:“活着?怎么说?”
“诗里说,关心粮食和蔬菜。我从小就在关心粮食和蔬菜。我关心地里的麦子够不够吃,关心菜园里的白菜能不能过冬。我以前觉得这是苦,是累。但海子说,这是幸福。也许,活着本身就是幸福。不管你活在哪里,不管你活得好不好,只要你还在关心粮食和蔬菜,还在关心身边的人,你就是幸福的。”
他说完了,坐下来。教室里还是很安静。然后李默鼓起了掌。大家都鼓起了掌。
“说得好。”李默说,“活着本身就是幸福。这是海子最后想明白的事,也是他最后没做到的事。”
那天晚上,河生在日记本上写了一段话:
“今天去了文学社,读了海子的诗。我以前不知道海子,现在知道了。他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我觉得不用从明天起,从今天就可以。今天就是幸福的。我在上海,在交大,有书读,有饭吃,有朋友,有家人。这就是幸福。”
七
五月,上海的天气热起来了。
梧桐树的叶子已经长得很茂密了,绿荫遮天蔽日。走在校园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画出斑斑点点的光斑。蝉开始叫了,一声接一声,很响,但听久了也不觉得吵。
河生换上了短袖衬衫,是大哥寄来的。白色的,的确良的,领口有点紧,但很凉快。大哥在信里说,这是他在镇上买的,十块钱一件,让河生别舍不得穿。
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是母亲节。
河生不知道这个节日。是陈志远告诉他的。陈志远说,他给妈妈买了一束花,康乃馨,粉红色的。河生问他多少钱,他说二十块。河生愣了一下,二十块,够他吃一个星期的饭了。
但他还是想给母亲做点什么。他想了想,去学校的小卖部买了一张明信片,一毛钱。明信片正面是上海外滩的照片,背面是空白的。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写了一行字:
“妈,母亲节快乐。我在上海挺好的,您别挂念。河生。”
他把明信片寄了出去。他不知道母亲能不能看懂——母亲不识字。但他知道大哥会念给她听。他想象母亲拿着明信片,让大哥念给她听的样子。母亲会笑,会抹眼泪,会说“这孩子,花这冤枉钱”。
过了几天,大哥来信了。信很短:
河生:
明信片收到了。妈让我告诉你,她很开心。她拿着明信片看了半天,虽然不认识字,但她说,看着你的字,就像看见你这个人。
你嫂子说,陈冉会叫妈了。虽然叫得不太清楚,但确实是叫了。妈高兴得不得了,说这孩子聪明,将来也要上大学。
家里都好,你别挂念。
大哥
河生把信看了好几遍。他想象陈冉叫“妈”的样子,小小的嘴巴,嘟嘟的,发出“ma”的声音。他想象母亲抱着陈冉,笑得满脸褶子的样子。他想象大哥在工地上搬砖,汗流浃背的样子。
他把信叠好,放在枕头底下。
那天晚上,他梦见了母亲。母亲站在村口,穿着一件新衣服——蓝底白花的,是嫂子给她买的那件。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白白胖胖的,是陈冉。母亲朝他招手,让他回去。他朝母亲跑过去,但怎么也跑不到跟前。母亲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风里。
他醒了,枕头湿了一块。
八
六月初,期末考试又要到了。
河生比上学期更紧张了。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考进前十。他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做题。他把这学期的笔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把所有的习题都重新做了一遍,把错题本上的题又看了三遍。
图书馆四楼靠窗的那个位置,已经成了他的专属座位。每天早上他第一个到,把书包放在桌上,占住那个位置。然后去打水,回来坐下,开始看书。有时候赵磊也来,坐在他旁边,看一会儿书就开始打瞌睡。刘建国也来,坐在他对面,两个人面对面地学,谁也不说话。
有一天晚上,河生在图书馆看书看到很晚。图书馆十点钟关门,他等到铃声响了才走。走出图书馆,外面下起了雨。不是那种大雨,是毛毛雨,细细密密的,在路灯下闪着光。他没带伞,就站在图书馆门口的屋檐下,看着雨。
雨丝在灯光里飘着,像无数根银线,从天上垂下来。地上的水洼映着路灯的光,亮晃晃的。远处有雷声,闷闷的,从天边滚过来。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味道,混着泥土和树叶的气息。
他忽然想起老家。老家的夏天也下雨,但跟上海不一样。老家的雨是暴烈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乌云压下来,闪电劈下来,雷声炸开,大雨哗哗地倒下来。然后太阳出来了,天边挂着一道彩虹。上海的雨是温柔的,绵绵的,下个不停,像一个人在耳边轻声说话。
他站在屋檐下,看着雨,想了很久。想老家,想黄河,想母亲,想大哥,想林雨燕。想那些走过的路,想那些吃过的苦,想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事。
雨小了。他走进雨里,往宿舍走。雨丝落在脸上,凉凉的,像母亲的手。
期末考试结束后,河生瘦了八斤。
赵磊说他是“学习狂人”,说再这么学下去,要出人命的。河生笑了笑,没说话。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底子好,扛得住。从小到大,他什么苦没吃过?这点累,不算什么。
成绩出来那天,他去看榜。船舶系一百二十个人,他考了第七名。高等数学九十六分,大学物理九十一分,英语八十一分,计算机基础八十五分,工程制图九十五分。
他站在榜前,看了很久。第七名。比上学期进步了六名。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他在往上走。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往上走。
赵磊考了第三十一名,拍着他的肩膀说:“哥们儿,你行啊!第七名!我请你吃饭!”刘建国考了第六名,还是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张伟考了第三十八名,嚷嚷着说下学期一定要努力。陈志远考了第五名,慢条斯理地说:“不错,进步很大。”
河生回到宿舍,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他告诉大哥,他考了第七名,比上学期进步了。他没有说总共有多少人,他觉得第七名已经很好了。
信寄出去后,他开始想一件事:暑假回不回家?
这次,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回。
他想母亲了。想大哥了。想陈冉了。想黄河了。
他在火车站排了一天的队,买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硬座,六十多块。他把票揣在兜里,心里踏实了。
走之前,他跟方卫国见了一面。
方卫国也考完了,考得不错,班级第三。他请河生在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饭,点了四个菜,一瓶啤酒。
“你什么时候走?”方卫国问。
“后天。”
“我大后天。你先走。”
两个人喝了一杯酒。方卫国说:“河生,你知道吗?我这学期加入了校报记者团,写了几篇稿子,反响还不错。下学期我准备竞选副团长。”
“行啊。”河生说。
“你呢?下学期有什么打算?”
“好好学习。争取进前五。”
“前五?”方卫国笑了,“你这也太稳了吧?就不能想个前三?”
河生想了想,说:“也行。”
方卫国又笑了。他笑的时候,眼睛眯成一条缝,跟高中时候一模一样。
“河生,”他忽然说,“你说,咱们以后会不会忘了老家?”
“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咱们是从那儿来的。”河生说,“不管走多远,根都在那儿。”
方卫国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说:“你说得对。根在那儿。”
两个人喝完了酒,走在校园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照得校园里亮堂堂的。梧桐树的叶子在月光下泛着银光,风一吹,沙沙地响。
“河生,”方卫国说,“暑假回去,你去看看黄河。替我看一眼。”
“你不回去?”
“回。但我家在镇上,离黄河远。你离得近。”
“好。”
两个人在校门口分手。河生走在回学校的路上,月亮跟着他走。他走快,月亮也走快;他走慢,月亮也走慢。他想,月亮也是一样的。在老家看是这个月亮,在上海看也是这个月亮。
他摸了摸兜里的铜铃,铃铛温温的。
后天,他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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