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9章救命粮

    「郑阁老未免危言耸听了？」高霈面露不悦，冷声接口。
    「何来危言？」郑永基目光一斜，直刺高霈，「太祖皇di当年挥剑定鼎时，可曾料到两百年后，我大周子民竟会猛涨五倍？」
    此语如锺撞耳，令满堂为之一凛。
    放眼今日，大周疆域之内，可耕之地未见拓延，粮产亦无跃升。
    眼下五亿张嘴，尚能勉强糊口，看似风平浪静。
    可若人丁再添一亿丶两亿，乃至三亿呢？
    以如今这等靠天吃饭的收成，真能扛得住？
    这便引出另一桩致命症结——
    翻遍青史，凡王朝倾覆，鲜有逾三百年者。除却豪强吞并田产之外，最根本的病灶，正是人口疯长，超出了朝廷供养的极限。
    今世虽也囿于耕地总量，却因良种推广丶化肥施用丶农机普及，亩产连年攀升；而旧日农事，全凭老天垂怜。
    风调雨顺时，农户尚能嚼得一口糙粮；一旦逢上大旱大涝，饥殍遍野不说，易子而食亦非骇闻。
    百姓活不下去，揭竿而起，岂是偶然？
    试想开国初年，纵遇水旱蝗疫，为何少有大规模哗变？
    还不是因人稀地广，每家每户尚有几亩薄田在手？日子虽苦，终归饿不死人。
    可到了王朝末年，田地尽入豪绅囊中，人丁却如春草疯长——人多地少，税基萎缩，赈灾银米捉襟见肘，朝廷连粥都熬不出几锅，百姓焉能不反？
    这般恶性循环，纵有圣君贤相轮番坐镇，也难破三百载必衰的铁律。
    「郑阁老所见，字字千钧！」李广泰颔首慨叹，「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我等既食朝廷俸禄，既知病根所在，岂能袖手推给子孙？纵不敢断言大周必破此劫，但依陛下新政，多撑几十年，绝非虚话。」
    只要国库仓廪充盈，纵使天降灾异丶边患骤起，大周也能硬挺数十年不倒。
    郑永基这一席话，如重锤击鼓，震得在座诸公脊背发凉。
    须知这些人，个个身系国朝荣辱，自家富贵皆系于社稷安危——若真崩塌，最先遭殃的，正是他们儿孙的性命与前程。
    ……
    东华阁内唇枪舌剑，尽数被锦衣卫密探钉在纸页之上，一字不漏送至沈凡案头。
    听罢密报，沈凡久久凝坐，眉峰深锁。
    倘若不引入西土格致之学丶机械之术丶育种之法，单靠他一手操持的税赋更张丶吏治整饬，终究只是吊命之方，解不了「三百年必亡」的宿命。
    回溯前世历朝，凡人口攀至临界，必有一场滔天浩劫紧随其后。
    两汉享国四百年，终究未能躲过黄巾揭竿，继而三分天下丶血流漂杵。
    其间固有土地兼并之祸，但人口滚雪球般暴涨，更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捆柴。
    相较汉初，汉末虽略有垦荒，田亩增量微乎其微；而人丁之盛，却已翻了数十倍不止。
    以彼时刀耕火种之力，即便田产未曾流失，再过百年，又当如何？
    怕是那时，人潮早已漫过所有良田，把整个天下挤得喘不过气来。
    按当时的亩产水平，养活五六千万人尚可，但想支撑八九千万张嘴？根本不可能！
    后来世道变了，农具更精良，荒地也开得更多，可人口一旦逼近临界点，各种隐患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就拿明朝来说，制度虽毛病不少，但明末人口竟冲到两亿之巨——简直到了绷断弦的地步。
    田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旱涝蝗疫又轮番来袭，各地民变自然此起彼伏，一发不可收拾。
    可到了满青年间，番薯丶土豆丶玉米这些「救命粮」铺天盖地种开，加上「摊丁入亩」这类务实政策落地生根，到满青末年，人口竟稳稳站上四亿五千万。
    若非西方列强破门而入，满清国运再续个百十年，真不是空话。
    再看千年前的宋朝：耕地比隋唐还少，土地兼并也没刹住车，可它偏偏养活了一亿多百姓！
    关键在哪？就在朝廷钱袋子鼓——税源足，机器转得稳。
    整个两宋，几乎没闹过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民变。这背后，税收制度功不可没。
    世人总讥讽宋为「弱宋」，北边要给辽丶金丶西夏送岁币，西边要向蒙古纳贡，南边还得掏银子招安流寇……可朝廷帐上，从来就没断过响动。
    常言道：「钱壮英雄胆。」换作一个王朝，道理也一样——
    国库若空荡荡，办啥事都像踩在薄冰上，一步三停，进退失据……
    沈凡暗忖：「只要朝廷税源不断，哪怕大周人口再涨一亿，照样稳得住。」
    这事其实挺直白。
    如今的耕作手段，大周年粮产量顶天养活五亿人。
    但别忘了——银子在手，北方瓦剌草原上的牛羊，随时能换来成群结队；牛是古代的「铁骑」，更是活命的根本，这里不多赘述。
    就算牛羊补不齐缺口，还能往周边买粮。
    东南亚那些小国，国力虽弱，可稻田肥得流油，一年三熟不说，单产高得惊人。
    真把那边的米仓搬过来，哪怕国内遭灾遇荒，大周也能端坐中军帐，气定神闲。
    手里有粮，心里才不打鼓，这话一点不虚。
    不谈什麽万世功名的大话，单为子孙后代着想，沈凡对征商税丶矿税这事，愈发坚定。
    他甚至已在琢磨更深一层的税改。
    念头很朴素：「眼下百姓穷，不如学学前世的个税思路，搞个『累进地税』？」
    税额随地多寡浮动，既不会猛抽穷人，又能逼大户多担一分。
    当天他就捋出一套粗纲：按人均占地分档收税——
    五亩以下免徵或轻征；五到十亩略提一档；十到二十亩再加一档；二十到五十亩又升一档……层层递进。
    他笃信，这套办法能实实在在掐住土地兼并的喉咙。
    当然，漏洞也不是没有：地方豪族肯定耍花招。
    比如沈三坐拥千亩良田，为少缴税，硬把地契拆成几十份，挂到族人丶乡邻名下，一人百亩，税就轻了大半。
    可这里头藏着两个死结：
    第一，沈三若不给好处，族人和乡亲凭什麽替他扛名丶担风险？
    第二，地挂别人名下，就不怕人家反手吞了田丶赖了帐？
    过去百姓逃税，常把地托给举人老爷代管——可人家为啥肯接？还不是每年白拿两成收成？
    那现在您沈三老爷要把自家田产挂到俺名下，是不是也该分俺两成实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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