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雪地里的脚印

    第九章：雪地里的脚印(第1/2页)
    1872年1月7日，维也纳
    新年后的维也纳像一头刚睡醒的熊，懒洋洋地从雪堆里爬起来。
    街道上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被马蹄和车轮碾成了灰黑色的泥浆。工人们正在拆除圣诞市场的棚架，那些卖热栗子和烤肠的小贩们缩着脖子，在寒风中数着节日期间赚来的硬币。孩子们已经拆完了礼物，开始百无聊赖地趴在窗台上，盼着春天快点来。
    军事学院的新学期开始了。
    莱奥·冯·海登莱希站在操场上，手里握着一把步枪，等待射击课的开始。今天的气温是零下八度，呼出的白气在面前凝成一团雾。他的手指冻得发僵，扣扳机的时候可能会抖。
    “海登莱希！”
    “到！”
    教官走到他面前，递给他一张纸条。“有人找你。课后去门房。”
    莱奥接过纸条，看了一眼。上面只有一行字：“下午四点，老地方。”没有署名，但他认得那笔迹——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
    他把纸条塞进口袋，继续上课。
    射击课结束后，莱奥没有回宿舍，直接去了门房。男爵站在门口，穿着一件厚厚的军大衣，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莱奥注意到，他上次见面时还没有用拐杖。
    “男爵阁下，您的腿怎么了？”
    “老毛病，痛风，”男爵挥了挥手，“不碍事。走吧，陪我走走。”
    他们沿着学院后面的小路向多瑙河方向走去。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几只水鸟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走着，像是在试探上帝的耐心。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男爵问。
    “1月7日。”
    “废话。我问的是，历史上今天发生过什么。”
    莱奥想了想。“不知道。”
    “1855年1月7日，撒丁王国与法国秘密签订同盟条约，为后来的意大利统一战争铺平了道路。”男爵顿了顿，“十六年后，意大利人统一了，而我们奥地利被赶出了意大利。”
    “您是在提醒我，帝国正在失去影响力？”
    “我在提醒你，”男爵停下脚步，“帝国永远在失去东西。领土、影响力、军队、年轻人……唯一不失去的，是傲慢。”
    莱奥没有说话。
    “你最近见过你母亲吗？”男爵问。
    “圣诞节见了。”
    “她怎么样？”
    “还行。”
    “你呢？”
    “还行。”
    男爵转过身，看着他。“你就不能多说几个字？”
    莱奥想了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就说说你的想法。你对帝国的未来怎么看？”
    “我没有想法。”
    “撒谎。”
    莱奥沉默了几秒钟。“好吧。我觉得帝国正在腐烂。像一棵大树，外面看着还挺壮，里面已经被虫子蛀空了。”
    “然后呢？”
    “然后？然后它会倒。也许十年，也许五十年，但一定会倒。”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莱奥愣了一下，“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一个军校学员。”
    “你以后会是军官。军官也是可以做点什么的。”
    “比如？”
    “比如，”男爵说，“在树倒的时候，尽量少砸死几个人。”
    莱奥看着男爵的眼睛。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一种奇怪的认真。
    “您是在教我做一个‘好人’吗？”
    “不，”男爵说，“我在教你做一个‘有用的人’。好人在这个帝国里活不长，有用的人可以。”
    “您觉得我能成为‘有用的人’吗？”
    “不知道，”男爵说，“但你父亲是。我希望你也是。”
    同一天下午，伊洛娜在维也纳大学附近的一家书店里假装看书。
    她其实在等人。
    等的是一个叫“维拉”的女人。维拉是艾米莉·弗洛格介绍给她的朋友，据说是一个“妇女协会”的组织者。艾米莉说，如果伊洛娜真的想为女性做点事，就应该见见维拉。
    伊洛娜等了大约十五分钟，一个穿着深绿色大衣、戴着宽檐帽的女人走了进来。她大约三十岁，长相普通，但眼神很锐利，像一把没出鞘的刀。
    “伊洛娜·拉科齐？”女人走到她面前。
    “是我。”
    “我是维拉。走吧，这里不方便说话。”
    她们走出书店，沿着一条小巷来到一栋不起眼的居民楼。维拉掏出钥匙打开门，带着伊洛娜上了三楼，走进一间布置简单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女人在演讲，台下挤满了听众。
    “坐，”维拉指了指沙发，“想喝什么？茶还是咖啡？”
    “茶。”
    维拉泡了两杯茶，端过来坐下。
    “艾米莉跟我说了你的事，”维拉说，“她说你写文章。”
    “写过一些。但被我母亲烧了。”
    “可惜。还写吗？”
    “写。但藏起来了。”
    维拉点了点头。“你知道维也纳有多少女人在写文章吗？”
    “不知道。”
    “十几个。但敢发表的，不到三个。敢用真名的，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维拉喝了一口茶，“这个社会不允许女人有脑子。女人可以有脸蛋、有身材、有教养，但不能有思想。有思想的女人，要么被送进疯人院，要么被关在家里一辈子。”
    伊洛娜握紧了茶杯。“那您呢？您是怎么做到的？”
    “我？”维拉笑了笑，“我已经被送进过两次疯人院了。”
    伊洛娜愣住了。
    “第一次是1867年，我组织了一次妇女集会，要求投票权。警察把我抓起来，医生说我有‘歇斯底里症’，关了三个月。第二次是1869年，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批评婚姻法。法官说我‘精神异常’，又关了两个月。”
    “那您为什么还要继续？”
    维拉放下茶杯，认真地看着她。
    “因为，”她说，“如果我放弃了，那些比我更弱的女人就没有人替她们说话了。”
    伊洛娜沉默了。
    她想起自己在旅馆房间里偷偷写文章的样子。那时候她觉得自己很勇敢。现在跟维拉比起来，她像一个在玩水的小孩。
    “我想加入你们。”伊洛娜说。
    “你想清楚了吗？这不是写几篇文章的事。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代价？”
    “朋友、家庭、名声……也许一切。”
    伊洛娜想起母亲的脸，想起父亲的信，想起温迪施格雷茨王子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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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乎。”她说。
    维拉看着她，笑了。“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十年前的我。那时候我也这么说过。”
    “然后呢？”
    “然后我后悔了。但后悔之后，我又不后悔了。”
    伊洛娜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她觉得，总有一天她会懂的。
    雅各布·科恩今天遇到了一件怪事。
    一个陌生女人走进了他的咖啡馆。
    不是普通的女人。她穿着一件昂贵的皮草大衣，戴着钻石耳环，手指上套着三枚戒指。她的脸保养得很好，看不出实际年龄——也许三十五，也许四十五。但她走路的方式不像贵族小姐，更像一个习惯了发号施令的人。
    “您是科恩先生？”女人站在柜台前，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
    “是我。您想喝什么？”
    “不喝。我想跟你谈笔生意。”
    雅各布看了她一眼。“什么生意？”
    女人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柜台上。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大约二十出头，戴眼镜，表情严肃。
    “您认识这个人吗？”
    雅各布看了一眼照片。他当然认识——托马斯·马萨里克。
    “不认识。”他说。
    “科恩先生，请不要对我说谎。我知道他来过您的咖啡馆。”
    “我的咖啡馆每天有几十个客人，我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
    女人微微一笑。那笑容不温暖，反而让人后背发凉。
    “科恩先生，我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您的耐心有多长，跟我没有关系，”雅各布说，“我这里只卖咖啡，不卖客人的信息。”
    女人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从包里掏出一叠纸币，放在柜台上。至少两百福林。
    “我再问一次：您认识这个人吗？”
    雅各布看了一眼那叠钱，然后抬起头，看着女人的眼睛。
    “不认识。”
    女人把钱收回包里，站起来。
    “科恩先生，您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每天都在做错误的选择，”雅各布说，“不差这一个。”
    女人转身走了。她走到门口，忽然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如果您的咖啡馆哪天着火了，请不要感到意外。”
    门关上了。
    费伦茨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那个女人是谁？”
    “不知道。”
    “她威胁你。”
    “我听到了。”
    “你打算怎么办？”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去买个灭火器。”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这个人，死到临头还开玩笑。”
    “不是开玩笑，”雅各布说，“我真的需要买个灭火器。”
    莱奥在傍晚时分回到了军事学院。
    他走进宿舍，发现施密特正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封信，脸色不太好看。
    “怎么了？”莱奥问。
    施密特把信递给他。“你自己看。”
    莱奥接过信，扫了一眼。信是施密特的父亲写来的，内容很简单：家里的木材生意破产了，欠了一大笔债。施密特下学期的学费可能交不上了。
    “他们想让我退学。”施密特的声音很低。
    “没有别的办法吗？”
    “没有。我父亲说，除非我能拿到奖学金。”
    “那就拿奖学金。”
    “你开玩笑吧？我的成绩排在全年级第三十二名。奖学金只给前十名。”
    莱奥坐到施密特旁边。“也许有别的办法。”
    “比如？”
    “比如……我去找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他认识很多人。也许他能帮忙。”
    施密特看着他。“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你请我喝过咖啡。”
    施密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就因为这个？”
    “就因为这个。”
    “你这个人，”施密特拍了拍他的肩膀，“有时候真的不像一个军官。”
    “军官应该什么样？”
    “冷酷，无情，只顾自己。”
    “那我不当军官好了。”
    施密特笑了，但笑容里带着苦涩。
    莱奥没有再说安慰的话。他只是坐在那里，陪着施密特，一起看着窗外的暮色。
    有些时候，陪伴比说话更有用。
    晚上九点，雅各布正准备关门，马萨里克来了。
    捷克教授今天穿了一件新大衣，脸色比上次好了一些。他走进门，摘下帽子，坐到角落的桌子旁。
    “今天有人来找我了。”雅各布端上一杯咖啡，直接说。
    “什么人？”
    “一个女人。穿皮草，戴钻石，很有钱。她拿着你的照片，问我认不认识你。”
    马萨里克的脸色变了。“你说了什么？”
    “我说不认识。”
    “她信了吗？”
    “不信。但她走了。”
    马萨里克沉默了几秒钟。“她走之前说了什么？”
    “说我的咖啡馆可能会着火。”
    马萨里克低下头，双手捧住咖啡杯。“对不起，科恩先生。我把你卷进来了。”
    “不怪你，”雅各布说，“怪我自己。我不应该问你那些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你为什么要教人们独立思考。”
    马萨里克苦笑了一下。“你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教独立思考的人，通常会被有权有势的人盯上。”
    “那你后悔认识我吗？”
    雅各布想了想。“不后悔。”
    “为什么？”
    “因为，”雅各布说，“你的咖啡钱给得很大方。”
    马萨里克看着他，忽然笑了。那是雅各布第一次看见他真正笑——不是礼貌的微笑，而是发自内心的、温暖的笑。
    “科恩先生，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您也是，马萨里克先生。”
    “叫我托马斯。”
    “那您叫我雅各布。”
    两人端起咖啡杯，像碰杯一样轻轻碰了一下。
    “为了什么？”马萨里克问。
    “为了活着。”雅各布说。
    “为了活着。”
    他们一饮而尽。
    窗外，雪又开始下了。
    维也纳的一月，总是这样——你以为雪停了，它又来了。你以为春天近了，它还很远。
    但雪总会停的。
    春天总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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