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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西园卖官(光和元年—光和六年 )

    第3章西园卖官(光和元年—光和六年)(第1/2页)
    光和元年,西园。
    西园在洛阳城西,本是皇家园林,有池,有台,有养兽的圈。这一年,园子里多了一处官署,门上挂了一块匾:西邸。
    西邸里坐着几个人,摆着几卷簿子。簿子上写着价。
    《后汉书·灵帝纪》记得很清楚: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
    意思很直白:官可以买。侯可以买,郎官可以买,公卿也可以买。
    价目是这样的:
    二千石的官,两千万钱;
    四百石的官,四百万钱;
    三公,一千万;
    九卿,五百万。
    如果是按资历应当升迁的,出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如果是现钱交易,价钱可以商量。如果是赊账,先上任,到任之后再补,利息另算。
    卖官的钱,进宫里的库,叫“修宫钱”。名义上是修南宫。
    南宫在两年前烧过。光和元年二月,南宫云台灾;三月,乐成门灾。火是从宫里起的,烧了半个月,把灵帝即位以来攒的那点体面,烧成一片黑。
    要修,就得要钱。
    国库没有钱。国库的钱,早就被一场一场的羌战、一句一句的封赏、一次一次的水旱,掏空了。
    于是天子想出了这个法子。
    史书上写得很冷:帝本侯家,宿贫,每叹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为私藏。
    意思是,这位天子出身侯家,素来穷,常常感叹桓帝不会过日子,所以自己要攒私房钱。
    一个天子,把天下当成家业,把官爵当成货物。
    永康元年,桓帝刚死,卖官还没成例。光和元年,成例了。
    洛阳城里,最先富起来的,不是商人,是那些手里有官的人。
    因为官可以转卖。
    一个郡守花两千万买来职位,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两千万赚回来。怎么赚?加赋。田租加,口赋加,市税加,关津加。加到什么程度?加到百姓卖田、卖屋、卖儿女。
    卖不动的,就逃。逃到山里,逃到别的州郡,逃到黄巾那边。
    而那些买不起官的人,只能等。
    等什么?等三公有缺。
    三公的缺,是洛阳城里最贵的消息。司徒死了,太尉病了,司空罢官了,消息一出,西邸门口的车马就排起来。谁出得起一千万,谁就能在三公的位置上坐三年。三年之后,再换一个人。
    光和二年,司徒缺。
    有一个叫崔烈的人,来了。
    崔烈,涿郡安平人,出身博陵崔氏,是当时的名门。他做过郡守、做过九卿,名声很好,讲经讲得好,交游也广。按资历,他早就该做三公了。
    可资历不管用,钱管用。
    崔烈托了宫里的门路,走了中常侍的路子,最后谈定的价钱是五百万。
    五百万,买司徒。
    拜官那天,天子亲临,百官在场。崔烈穿着朝服,跪在阶下,接了印绶。仪式完了,天子回头,对身边的亲信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被原样记在《后汉书·崔骃传》里:
    “悔不小靳,可至千万。”
    意思是,后悔没狠狠还价,本来可以卖到一千万。
    天子在遗憾,卖便宜了。
    旁边的人笑了。崔烈听见了,脸涨得通红。
    后来有一次,崔烈问他的儿子崔钧:我如今做了三公,外面的人怎么议论?
    崔钧答:父亲少年时有英名,历任卿守,论者以为当为三公。可如今真做了三公,天下人却失望。
    崔烈问:为什么?
    崔钧答:因为大家说,你身上有铜臭。
    铜臭。
    这两个字,从此进了中国的话。一个花五百万买来的三公,身上的气味,是钱的气味。
    崔烈举起手杖要打儿子。崔钧穿着礼服,转身跑了。
    与崔烈同时,还有一个人,也在买官。
    他叫曹嵩。
    曹嵩是沛国谯县人,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曹腾在宫里做了三十多年,侍奉过四任天子,封费亭侯。他没有儿子,养了曹嵩。
    曹嵩继承了曹腾的封爵,也继承了曹腾在宫里的关系。
    中平四年,太尉缺。曹嵩出了一万万钱,买了太尉。
    一万万,是一个亿。这是当时卖官的最高价之一。
    《后汉书》里记这一笔,只有一句话:嵩字巨高,质性敦慎,处乎恭俭,而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一个太尉,一亿钱。
    这笔钱从哪儿来?从沛国的田产,从徐州的商路,从这些年在司隶做官攒下的家底。
    而曹嵩的儿子,叫曹操。
    与曹嵩前后脚买官的,还有两个人,都是当时的名将。
    一个是段颎。
    段颎,武威姑臧人,字纪明。他一生打了二百八十战,斩获数万,平东羌、平西羌,凉州的羌人听见他的名字就退。他是“凉州三明”之一,与皇甫规、张奂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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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人,也要买官。
    《后汉书》记:段颎“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贵”。他做到太尉,靠的是给中常侍送钱,靠的是替宦官办事。他甚至在一次灾异之后,替宦官顶罪自杀过一回,没死成,后来又起用。
    一个是张温。
    张温,南阳穰人,字伯慎。他做过司空、太尉,中平二年带兵西征凉州,是董卓的上级。他也给宦官送钱。他送的不是买官的钱,是保命的钱。
    因为那个时候,“清名”不管用了。
    一个将军在边关打了胜仗,奏章送到洛阳,先进中常侍的手。中常侍若说一句“这人骄傲”,封赏就没了。一个郡守在任上修了水利,百姓立碑,碑文送到洛阳,中常侍若说一句“这人结党”,官职就没了。
    所以边将要送钱,郡守要送钱,三公要送钱。送到最后,钱从哪儿来?
    从军饷里来。
    中平年间,凉州的兵,一年发不出几次饷。发了,也是掺了沙的粟、褪了色的帛。士兵把甲胄当了,换粮。将领把军械卖了,换钱。
    而洛阳的西邸,还在收钱。
    有一年,西园要修一座“裸游馆”,引水入宫,四面开窗。钱不够,天子下诏:天下田亩,每亩加十钱。
    这就是“修宫钱”。
    田亩十钱,看着不多。可天下的田,加起来几千万亩。一纸诏书下去,就是几亿钱。
    钱从田里出,从农民的口袋里出。出不起的,卖田;田卖完了,卖身;身卖完了,就成了流民。
    流民往哪儿走?
    往有饭的地方走。
    那时候,冀州、青州、徐州、幽州,有一些人在施符水,治病人。病人喝了符水,病好了,就跪下来,叫一声“大贤良师”。
    曹操那时候二十多岁,做洛阳北部尉,设五色棒,打死过蹇硕的叔父。他后来起兵,靠的就是曹家的这笔家底,和曹腾在宫里留下的旧关系。
    买来的太尉,生出了打天下的本钱。这就是汉末。
    不是所有人都肯买。
    光和六年,钜鹿太守的位子空出来。
    按例,这个位子要出钱。价钱谈下来,是三百万。
    被任命的人是司马直。
    司马直,河内人,素有清名。他接到诏书,看完价目,说了一句话: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
    做百姓的父母官,反过来搜刮百姓,去填这个口子,我不忍心。
    他上书,请求不去。
    朝廷不准。
    他走到孟津,停住了。渡口有风,黄河上起着浪。他在驿舍里写了一封信,把朝廷的弊政一条一条写下来,写完,吞药自杀。
    他死的时候,把书留在案上。
    书里有一句话,被记了下来:今之刺史、二千石,皆由钱得,贪如豺虎。
    《后汉书》说,天子看了这本书,也有一点动容,“帝省奏,叹息”。
    叹息完了,诏书照下。
    司马直死了,钜鹿太守的位子,换了另一个人。那个人出了三百万。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
    洛阳城西的西邸,门口的车马,一天比一天多。
    来买官的,有宗室,有商贾,有郡守的子弟,有边将的部曲。价钱谈得拢,当场交钱,当场给印。印是铜的,绶是黄的、黑的、青的,按品级不同。
    交了钱的人,捧着印走出西邸,脸上是笑的。
    没交钱的人,在门口站着看。
    有一天,一个瘦高的男人站在西邸门口,看了很久。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袍子,脚上的鞋沾着泥。他看那些捧着印的人,从门里出来,上车,走了。
    他问守门的人:三公,多少钱?
    守门的人打量他一眼,说:一千万。你有吗?
    那个人笑了笑,没说话,转身走了。
    他往东走,出了洛阳城,过了偃师,过了巩县,一路往东。他身上带着一张符,符上写着:太平道,大贤良师。
    他叫张角。
    这一年,他的三十六方,已经布置到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
    方,是太平道的组织单位。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一方有一个渠帅。
    三十六方,合起来,十几万人。
    他们不买官。他们要的是别的。
    光和年间,三公标价一千万,太尉卖到一亿钱。司马直不肯买,死在孟津。西邸门口的车马未散,东边八州的几十万人,已经不用再买什么了。
    《后汉书·灵帝纪》:“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崔骃传》:“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司马直传》:“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
    卖官鬻爵,历朝皆有,多是财政一时的窘迫。可当一个天子把“悔卖便宜了”说出口,这个朝廷就不再是朝廷,是一间铺子。铺子里的伙计,迟早要自己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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